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吴海龙在第八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论坛上的发言

对于如何看待中欧关系，中方与欧方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中方看中欧关系的积极面更多一些，而欧方看中欧关系的消极面更多一些。就此，我想围绕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先生前几天在北京大学发表的有关中欧关系的演讲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我很赞成博雷利先生在其演讲中所说的“我们需要与中国合作，正如中国需要与我们合作一样。我们当前的世界相互依存程度很深，也充满冲突，因此我们更需要合作”。

 

我觉得中国一直在以积极的姿态推进与欧洲的合作。20年来，中国始终把欧盟作为全面战略伙伴看待。中方也一直认为欧洲是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方一再清楚地表明，中欧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共识远大于分歧，合作远大于竞争。中国外长王毅在十几天前举行的第十二轮中欧高级别对话会上，再次表达了上述观点。中国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十几年前，在欧洲面临债务危机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果断出手相助。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情况下，欧洲各种物资异常紧张，中欧班列源源不断地将货物运送到欧洲，现在，每年开行的中欧班列多达一万多次。中国帮助欧洲国家建码头，修公路，修铁路，造大桥，解决了几代人想解决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人说，中国干的这些是出于地缘政治考量，是想分裂欧洲。事实果真如此吗？中欧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地缘战略竞争，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中国也丝毫没有想用自己的制度去影响欧洲的制度，也未向欧洲输出过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何来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呢？中国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合作及相关机制的构建是在自愿基础上，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的，也是公开的、透明的、开放的。从几十年的实践看，中国分裂过欧洲吗？中国挑唆过欧洲国家与欧盟的关系吗？没有，一点儿都没有！中国也从来没有发表过对欧消极的政策文件。

 

反观欧洲的对华政策，与中方的对欧政策相比就有较大差距了。这几年欧洲在对华政策上做了较大调整。无论是欧盟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还是德法等欧盟成员国发表的对华战略文件，基调都很消极，更多突出的是“对手”的一面，以及在对华关系中“去风险”的一面，并把中欧关系定位为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欧洲一遍又一遍地向中方解释他们所谓的“三重定位”，但都缺乏说服力，中方也不接受。博雷利先生在北大的演讲中再次解释了欧盟为什么把中国定位为“制度性对手”。他认为，中欧在人权问题上持有根本不同的观点，在这方面，双方是对手。他甚至认为，这种地位的根源在于双方“价值观不相容”，这样的解释依然说不通。中欧之间在人权问题上历来就有分歧，并不是近几年的事，但中国与欧盟在人权问题上一直有对话和沟通。为什么过去没有因人权问题把中国作为对手，而现在要作为对手呢？至于“价值观不相容”或“社会制度不同”，也不能自圆其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24个字，那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我想这24个字欧盟都可以接受吧？没有不相容的地方吧？至于说中国的社会制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就确立了我们的社会制度，欧洲国家都承认了我们这个制度。前几年，我在做中国驻欧盟大使的时候，还不时能听到欧方讲，“中欧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合作的典范”，怎么到了现在就变成“制度性对手”了呢？在北大的演讲中，博雷利先生还把中欧关系称为“冲突性相互依存”。我不认为这种表述是准确的，中欧之间确有分歧，有时候分歧还很尖锐，但在我看来还谈不上“冲突”。如果双方真有冲突，还能相互依存吗？显然这一说法是矛盾的，也是不合逻辑的。

 

博雷利先生在他的演讲中抱怨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称这种不平衡还在恶化。他把这一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是欧洲公司进入中国市场长期遭遇困难的结果”。他称，欧洲对华投资急剧下滑，达到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现在中国市场上几乎没有来自欧洲的新投资者。

 

我认为中欧贸易出现逆差的原因很多，不仅仅是欧方说的进入中国市场难的问题。中国想买的欧洲产品太多了，特别是高科技产品，但欧洲卖吗？中国的企业对到欧洲投资和并购的意愿非常强烈，但欧洲设置了不少门槛，特别是主要针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机制，使中国的企业对赴欧投资和并购望而却步，令中国对欧投资断崖式下降。博雷利先生说，欧洲对华投资急剧下滑，而且没有新的投资者，我认为这是因为欧洲的企业对中欧关系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因此都在驻足观望。这与欧洲对华采取的消极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欧洲不断强调要对中国“去风险”，要把安全问题置于经济利益之上。那谁还敢到中国投资兴业？因此，对于中欧经贸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欧洲不能只从别人身上找问题，而更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试想，欧洲如能采取积极友好的对华政策，欧盟能批准《中欧投资协定》。我想，大批的欧洲企业都会涌入中国，中欧之间许多的经贸问题都会解决。

 

关于“去风险”问题，博雷利先生在他的演讲中也做了很多解释，认为是为了保护欧洲的经济，不是出于政治原因，不是针对中国的敌对措施。博雷利先生认为，中国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任何一个国家，企业在做生意、做贸易、搞投资等方面都需要有防范风险的意识，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无可厚非。但如果把“去风险”作为与一个国家打交道的国家政策，并明确地指向一个国家，那就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或经济上的常识问题了，而是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并且是对一个国家不友好、不信任的国家政策。这会严重制约和阻碍双方的合作。中国政府从未讲过要对欧洲“去风险”，中国也不会这么做。

 

博雷利先生在他的演讲中提到了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模棱两可的立场让人难以琢磨”，认为“拒绝在侵略和受害者之间做出选择的做法在欧洲并不受欢迎”。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有明确的态度和立场，对引发这场冲突的根源也有自己清楚的看法和是非观。欧洲不能把自己的立场强加于人，更不能搞“双重标准”。美国干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事比比皆是，侵略别的国家的事也不胜枚举，但欧洲谴责过吗？欧洲在重大国际事件上选择性失声和选择性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也并不少见。因此，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国不需要欧洲教中国怎么做，中国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博雷利先生在他的演讲中还特别提到了台湾问题，并表达了欧盟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核心是“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也是中欧关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最近几年，欧洲一些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踩踏一个中国政策的“红线”，不断发展与台湾的官方关系，提升与台湾交往的官方级别。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损害和内政的干涉。中国是不能容忍的，必须对这些国家予以警告和做出强烈的反应。而欧盟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则认为，中国的警告和反应是搞“胁迫”“恐吓”，这显然是颠倒黑白，不分是非。如果有人损害了欧盟或者欧盟成员国的核心利益，你们能不做警告和反应吗？如果做了就说你是“胁迫”和“恐吓”，你们能接受吗？我希望欧盟在处理对华关系上也要学会换位思考。

 

我非常赞同博雷利先生在他的演讲中提出的中欧之间要重建信任，信任始于中欧之间的人文交流。国际格局的变乱交织、三年疫情的阻隔，以及中欧各自发生的变化，使中欧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严重缺乏，互信受损。双方要克服各种困难，大力开展在各领域、各层级上对话交流，尤其是人民之间的交流。交流一定会拉近双方的距离，缩小双方的分歧，一定会有助于双方的理解和互信。

 

我对中欧关系的发展抱有信心。在我看来，单就中欧而言，没有多大的分歧和矛盾，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完全可以求同存异，相互依存，互利共赢。我本人及我所在的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也将会致力于推进中欧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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