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输出民主”由来已久
◆美式民主的本质是”精英共和“。建国伊始，美式代议制民主的制度设计是为了实现精英共和，保护少数人（有产者）免受多数人（无产者）的“暴政”。《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这里的“人”并非指所有自然人，而是指开化（有财产）的白人男性。伴随时代演进，在内部公民权斗争和外部制度竞争压力的共同作用下，美国逐渐实现“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但是，代议制民主的实现方式被限定为竞争性选举，美式民主沦为两党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票决民主，票决民主受控于由大资本家和政客等组成的统治精英。
◆美国“输出民主”由来已久。美国的对外扩张与“输出民主”密切相关。于美国而言，以“输出民主”为名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文化殖民和制度改造，不仅是推行霸权的手段，也是履行“美国例外论”赋予的政治神学使命的重要体现。建国以来，美国长期将领土扩张、发动战争和“输出民主”相结合，形成了先进行军事战略，之后扶植亲美政府，最后进行“美国化”改造的所谓“加勒比海模式”。这一套路逐步成为美国“输出民主”的主要模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国“输出民主”提供契机。时任总统威尔逊是美国首位公开提出“输出民主”的总统。1他明确宣扬“这场战争不再是野心勃勃的列强相互争夺权势的传统争霸战，而应当被定义成一场十字军东征、一场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的战争”。21914年，威尔逊将“促进民主”作为美国参加一战的理由，并在战争结束后宣扬必须建立民主国家。从此，美国开始公开打着“自由、民主、平等”的幌子，利用大棒和金元外交干涉别国事务，向全球“输出民主”。1914年至1916年，美国以军事威胁方式干涉墨西哥内政，逼迫墨西哥颁布新宪法；派兵入侵多米尼加和海地，恐吓威逼当地民众进行投票选举；插手厄瓜多尔、危地马拉等多国内政，推动组建亲美民选政府。
◆冷战时期，美国打着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旗号，将“输出民主”作为与苏联争夺霸权的主要手段。一是建立并扩大西方民主联盟，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拯救西欧自由制度”，操控选举，以确保亲美政党在西欧国家执政，并借助军事占领改造日本和西德。二是通过和平演变、武装干涉、秘密战争等手段，推动苏东地区演变。三是利用“第四点计划”“和平队计划”“里根主义”等向第三世界“输出民主”，扩大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势力范围。
◆后冷战时代，各国普遍希望走出意识形态对抗，独立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但在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自认为“历史终结”，感到已具备在全球实现其政治神学使命的力量和条件，于是将“输出民主”作为巩固冷战成果的重要工具，以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为名，试图推动美国霸权的全球统治。
利用新干涉主义巩固扩大民主输出成果。冷战后的美国领导人更加重视“输出民主”，将促进民主、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作为外交政策三大支柱。美国政府提出扩展战略，核心目标是追求“全球民主化”，标志性做法是新干涉主义。新干涉主义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对外武装干涉的变种，其在本质、内容与目标方面基本没变，只是把出兵干涉的旗号由“防止共产主义扩张”变为“人权高于主权”。20世纪90年代，美国以人道主义援助等为借口先后出兵40余次，其中对别国强行干涉10次，3最典型的就是科索沃战争。
运用政权更迭实施“民主改造”计划。进入21世纪前十年，美国政府深受新保守主义影响，其基本理念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信奉武力，主张用军事力量维持美国主导的秩序。二是鼓吹“民主和平论”，主张用民主来改造“失败国家”。在此理念影响下，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后，美国在阿富汗搞民主试验，制定带有美式民主色彩的新宪法，举行所谓“民主选举”。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并实施所谓“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企图为中东打造民主样板，改变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政治文化。美国还在中亚、东欧、高加索地区策动颜色革命，更迭多个独联体国家政权，企图推翻所谓“暴政前哨”国家的政府。
2009年以后，美国在“输出民主”方面转向运用巧实力，利用非政府组织和高校、媒体宣传美式民主，利用互联网在全球进行舆论引导和动员，通过幕后操纵以非暴力方式推广美式民主。2011年，美国在幕后推动“阿拉伯之春”，在多个发生骚乱的国家实施民主扩张行动。
2017年后，在“美国优先”理念驱动下，美国将极限施压作为“输出民主”的重要手段。2019年，美国在委内瑞拉策动政变未遂，随后剥夺其通过出口石油和黄金获取外汇的能力，冻结委资产逾200亿美元，企图利用经济施压推翻马杜罗政府，支持反对派上台。特朗普政府对华实施极限施压式的贸易战，将矛头指向中国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并抹黑攻击中国政治经济制度。4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多次发表讲话，企图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间制造分裂对立。
2021年以来，美国政府炮制“民主对抗威权”叙事，推动组建“民主价值观联盟”。打着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幌子，给科技贴上民主标签，将技术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对华进行科技打压，推动“脱钩断链”。美国举办两届“领导人民主峰会”，以意识形态划线，拉拢盟友伙伴制造阵营对立。
◆美国制度例外论的自负和追求全球霸权的动机彼此呼应，共同构成了美国“输出民主”的目的。5在美国看来，其建国后迅速发展成世界强国，原因在于建立了一套有别于世界其他政体的政治制度，这套制度是依据《圣经》精神建立起来的特殊、神圣、典范的民主制度，是迄今唯一合理的政治形式、人类社会前进的灯塔，理应成为世界各国的标准和楷模。这种政治自负与基督教天命论相互作用，使美国对自身民主制度产生了某种偏执。
利益追求是美国大力“输出民主”的更主要动因。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表示：“在世界上保卫自由和促进民主不仅反映了我们最深刻的价值观，其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也至关重要。民主意味着国家之间和平相处，思想和贸易相互开放。” 在美国看来，只要全世界国家都采取美式民主道路，按美国的意志推进民主进程，美国便可不费吹灰之力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美国利用“民主选举”“言论自由”等冠冕堂皇的说辞蛊惑人心，通过在对象国培养亲美政治势力和民间团体，操控舆论、选举和议会斗争，挑起民间反政府运动，甚至采取监听、勒索、暗杀等手段，以实现干涉他国内政、控制他国政治经济命脉的目的。而“天命论”“例外论”则为这些见不得光的行为蒙上了理想主义色彩，披上了道德外衣。
二、美国“输出民主”手段繁多
◆美国在“输出民主”过程中，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对象具体情况及自身利益需求，采取包括军事、经济、政治、外交、文化、舆论等多种手段工具。
◆建国初期，美国将传播民主与领土扩张相结合，打着“沐浴民主阳光”的幌子，在西进运动中针对不同对象采取屠杀掠夺、恶意兼并、廉价购买等手段。1819年至1853年，美国国土从大西洋西岸的13州扩展到太平洋东岸，并将民主制度移植到新扩张的土地上。而与之相伴的是，印地安人惨遭驱赶屠杀，走到濒临灭绝境地。
◆在海外扩张阶段，美国“输出民主”的重点目标是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主要手段包括殖民战争、军事占领、经济扩张。美国通过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古巴、波多黎各等殖民地，并在当地推动建立亲美自治政府和灌输美国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教育制度，输出美国司法理念。美国先后出兵海地、巴拿马、多米尼加等国，用枪炮强迫其接受美式民主。美国击败西班牙后，与列强争夺市场、瓜分殖民地，向新占领和控制的地区“输出民主”。美国占领菲律宾后输入全套民主制度，长期施行殖民统治，造成菲律宾经济畸形发展、人民生活贫困，阻碍了其民族文化的传承。
◆美国还将传播宗教作为“输出民主”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的军队和商人开进到哪里，传教士就跟到哪里，有时甚至走在军队和商人前面。清教徒的宗教观和开拓北美大陆的经历让美国文化带有浓重的“救世主”倾向。这种宗教文化传统让美国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肩负着建立一座“ 山巅之城”的责任，对人类命运承担特殊使命，北美大陆是上帝恩赐美国实现宗教理想和拯救人类的净土。美国历代当政者都以这种天命论的使命感，将对外“输出民主”作为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
◆美国将经济援助和制裁作为“输出民主”最常用、最主要、最灵活的工具。61993年5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沃顿宣称：“美国将想方设法用援助和影响力，帮助这些国家促进人权和强化法治。”美国将经济援助与受援国民主改革挂钩，对于符合其民主标准、有利于美国获取利益的国家就增加援助，否则就减少援助甚至施以经济制裁。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确定将“是否实行多党民主制”作为对非洲国家援助的前提，将援助与民主挂钩，以此要挟非洲国家。7美国自1962年起对古巴实施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至今没有解除。从1979年开始，美国对叙利亚大举实施非法单边制裁。2019年，美国通过所谓“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进一步加大对叙非法单边制裁，导致叙利亚无法进行国际贸易，甚至无法购买药品和救援物资。自1979年以来，美国长期对伊朗实施各类单边制裁，严重践踏当地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并企图推动伊朗发生“颜色革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通过冻结伊朗海外资金、对为伊朗提供疫苗国家实施威胁等方式，阻止伊朗进口疫苗等防疫物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显示，疫情最严重时，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可能导致1.3万名伊朗人死亡。
◆中央情报局（CIA）自组建之日起便一直是美国“输出民主”的主要机构和工具。冷战至今，CIA通过监听、渗透、窃密、颠覆、暗杀等秘密行动服务美国政府“输出民主”。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政策评论家威廉·布鲁姆在《民主：美国最致命的输出》中指出，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企图推翻50多个外国政府，粗暴干涉至少30个国家的民主选举，试图暗杀50余位外国领导人，向30多个国家的民众投掷炸弹，试图镇压20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
◆美国认为自身文化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是将“非民主国家”演变为“西方民主大家庭”成员的有力武器。美国通过文化输出影响侵蚀别国民众思想和价值观，为实施和平演变培植思想土壤。而随着实力增长和技术发展，美国也不断变换文化输出的方式手段。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先后组建美国之音、自由欧洲和自由电台三家媒体机构，将其作为开展心理战、舆论战，实施和平演变的主要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来，互联网快速发展给美国“输出民主”提供了更多途径。美国利用自身在互联网技术和资源上的优势，以年轻人为主要目标，通过网络新媒体传播美国流行文化、消费文化、价值观，煽动、影响甚至直接插手策划“颜色革命“，鼓动有关国家民众对抗政府。2022年2月25日，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接受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公然煽动美国黑客对俄罗斯发动网络攻击，并称“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攻击很多政府机构和寡头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在‘阿拉伯之春’中就是这么做的”。
美国通过影视作品、图书、媒体以及资助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等隐性方式推行美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力图在全球打造以美式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和舆论空间，对他国进行政治渗透。
◆美国很早就通过非政府组织“输出民主”。冷战时期，美国成立大量基金会、研究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其中一些非政府组织接受美国官方资助，以非官方身份为掩护，从事美国官方想做但不方便做的事，成为美国政府“输出民主”的白手套。这些组织遵照美国政府指令，以资金资助、人员培训等方式向目标国“输出民主”，甚至煽动或直接参与对抗、颠覆有关国家政府的活动。无论是苏东剧变、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中东“阿拉伯之春”，还是近年香港上演的“雨伞革命”“黑暴”，俄罗斯的“沼泽广场”，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背后都有美国民主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影子。
三、美国“输出民主”危害世界
◆干涉他国内政。美国“输出民主”的套路一般分为两步，一是通过干预选举或军事干涉扶持亲美的所谓民主派上台执政。二是利用执政者的力量移植美式民主，推广美国的人权和价值观念，建立美式民主政治体制，以逐步在当地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实现“美国化”。
◆损害联合国权威。美国以“民主”“人权”为名，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发动多场战争，以“家规”代替国际法，给许多国家带来深重灾难，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美国不顾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等国际交往基本准则，依据其国内法滥施单边制裁，从2000年到2021年，美国对外制裁增加了933%，仅特朗普政府就对外实施了3900多项制裁。拜登政府对包括中俄在内的多国大量实施制裁，非法冻结他国资产，不择手段打压目标国家特定企业。美国的行径严重侵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损害联合国权威与信誉，加重全球治理赤字。
◆制造国际分裂对立，导致大国关系恶化。美国“输出民主”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维护全球霸权。冷战后，美国通过在中东欧推动北约东扩、在独联体国家煽动“颜色革命”，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2023年4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直言不讳地对新任美国驻俄大使指出，美国使用的外交政策工具，如支持所谓的“颜色革命”，支持2014年的“基辅政变”，最终导致了目前的乌克兰危机，并对俄美关系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
美国长期将中国作为“输出民主”的主要对象。冷战后，美国加紧对华实施“和平演变”，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借新疆、西藏、香港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并以“民主对抗威权”掩盖“以台制华”的真实目的。当前，美正通过构筑“价值观联盟”，推动对华经济“脱钩”、科技围堵、军事包围，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导致对象国陷入政局动荡和社会分裂。纵观美国“输出民主”的历史，美式民主不仅未能解决有关国家的深层问题，反而令其陷入社会动荡。美国学者曼斯菲尔和施奈德合著的《从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一书列举了大量事例，并称20世纪90年代许多国家实施民主选举后迅速陷入乱局。而之所以如此，该书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美国以反恐为名推翻塔利班政权，给阿富汗民众带来的不是民主之光，而是持续不断的战乱、恐袭与贪腐横行。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不顾伊拉克国情，盲目移植所谓西方民主制度，加剧了伊拉克国内不同派别的矛盾，导致伊拉克长期动荡不安，成为不同教派和族裔争夺权力的战场。2011年中东地区出现“阿拉伯之春”后，美西方将之视为推进民主的绝佳契机，怂恿多国反对派推翻本国政府统治，破坏了不同教派和族裔间原有的平衡，导致有关国家陷入持续混乱与动荡。
◆导致对象国主权丧失、经济衰退，造成严重人道主义灾难。2023年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20周年。据法国24小时电视台报道，由于战争的破坏，2019年，伊拉克2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25%的青年人处于失业状态。中东媒体指出，美式民主在中东除了播下死亡和破坏的种子外，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根据美国布朗大学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年，超过4.6万阿富汗平民在战乱中死亡，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据世界银行统计，2020年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为198.07亿美元，人均GDP仅为美国的0.8%，失业率约为11.73%，为1991年来最高。
2011年，叙利亚危机使这个昔日稳定的绿洲变成了热战的中心，一度导致1100多万人流离失所，其中近280万人成为注册难民。82023年2月，叙利亚发生强烈地震，面对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不仅不解除制裁，反而于2023年5月8日宣布将对叙制裁再延长一年。
委内瑞拉是另一个深受美国制裁影响的国家。委内瑞拉副总统德尔希·罗德里格斯表示，2015年以来，美国制裁使委内瑞拉遭受232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经济战争，实施系统性人权迫害，导致许多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无法得到保障。
◆美国打着反恐名义“输出民主”，导致各地战乱不断，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美国“输出民主”导致中东长期陷于动荡，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持续扩散蔓延。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陷入教派冲突，为在阿富汗战争中被打散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转移和发展提供了沃土。美西方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挑起内战，甚至支恐用恐，令中东局势更加混乱，客观上为“伊斯兰国”的兴起创造了条件。美西方为推翻叙利亚政权，不惜纵容和利用极端宗教势力，秘密支持伊斯兰武装组织。9《泰晤士报》2021年9月11日发表社论指出，美国的反恐战争事实上助长了新一代激进分子，其思想已经从中东蔓延到非洲，新的恐怖主义分支正在那里策划对西方发动新的袭击。
◆“输出民主”终对美国形成反噬。美国“输出民主”祸害他人，最终也殃及自身。美军先后有230万军队参加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7014名美军和7950名美国雇佣军在战争中丧生，63万军人身体不同程度残疾，34万军人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或抑郁症。据美国《星条旗报》“战争成本项目”数据显示，美国纳税人为两场战争共花费6.4万亿美元。美国的穷兵黩武政策严重损耗国家经济实力，拖累国内经济发展，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美国以反恐为名“输出民主”，但在国内外都没能给美国人带来更安全的环境，美国国内暴力极端分子的威胁日益严重，为此，拜登政府制定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份《打击国内恐怖主义国家战略》。
◆美国自身国家形象和国际信誉下降。美国在民主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为“输出民主”不惜滥用武力、撒谎造假，令其形象信誉严重受损。2006年1月，“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通过民主选举获得巴勒斯坦执政地位，但因其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不仅不承认选举结果还对其进行制裁。同样是暴力行为，发生在美国的冲闯国会山事件被定性为违法骚乱，而发生在香港的暴乱却被美国政客称为争取民主的“美丽风景线”。2021年11月，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在美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约57%的受访者认为，近年来美国民主并不是一个好榜样。
◆美国强行“输出民主”，不仅加剧了与其他国家的矛盾，也加剧了自身内部矛盾。美国不顾国力限制发动战争、“输出民主”，导致严重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制度危机和信仰危机。从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6年民粹主义势力兴起，再到2021年1月6日冲闯国会山事件，美式民主在美国内部出现系统性危机，两党政治异化为极化政治，社会陷入严重撕裂对立，三权分立的“制度神话”沦为党同伐异的工具，民众对美式民主日益失望。美联社2021年2月民调显示，只有16%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民主运行良好，有近一半的美国人认为民主没有正常发挥作用。
结语：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排他的标尺衡量和评判各有特色的民主制度，以所谓“民主和威权”“自由和专制”对世界进行对立性划分，这种做法本身就不民主，违背了民主价值，不符合民主本意。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应由其人民自主决定，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是由外部少数人来指手画脚。美国将“民主”“人权”工具化、武器化，成为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一大乱源。在相关问题上，美国应该少一些说教，多一些自省；少一些干涉，多一些尊重。民主的本质是服务人民，而不是扩张的工具，异化为扩张工具的民主终将成为一把反噬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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