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声唱响2020“读懂中国”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自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加入WTO，此后经济快速发展。2001年，中国占世界整体经济体量的4%，货物贸易达到第六位；到2019年，大概占全球经济总量19%，全球货物贸易达到第一位。

很显然，中国是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受益者，但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就比较低，或者是受到了伤害。大家普遍的、共同的看法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按目前来讲有超过30%的贡献度，所以中国在参与全球化、自己受益的同时，也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是中国推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举措。我们面向更高水平的开放，有两点非常重要。一个是服务贸易的开放，特别是投资领域的开放。因为中美、中欧都存在一些贸易磨擦。比如说中国对美国有较大的顺差。据美国统计，中方有超过50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而按中方自己的统计则有超过3000亿美元的顺差。中欧贸易方面，2019年中国大概有超过1500亿美元的顺差。但这只是货物贸易，从服务贸易来讲，中国都是逆差。所以在服务领域的开放方面，应该说我们还是一个短板，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但其实并不是由于美欧要求我们这样，而是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也是我们自身动力所在，所以我们在新的五年发展规划里面也要推动服务贸易向更高水平开放。

我认为投资领域更加开放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保障，因为现在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货物贸易的推动使得相互之间融合，这只是一个相对低层次的融合，而更高层次的融合在于相互之间的投资领域。2015年，欧盟对美国的投资存量超过2.6万亿欧元，美国对欧盟的投资存量超过2.4万亿欧元。2017年美国吸引外资占全球的比重为23.5%，欧盟的这一比重是25.5%，而中国只有8.2%。对外投资方面，2017年美国占全球的24.4%，欧盟占全球的31.7%，而中国虽然加大了对外投资力度，也仅占全球的5.6%。所以经济更高水平的融合是在投资领域。为什么美欧之间“脱钩”没有人谈，因为二者之间的经济融合度太深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朗普提出中美“脱钩”，从投资领域角度来讲，我们是相对比较脆弱的。所以要想推进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促进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间进一步融合，我觉得在投资领域的开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认为下一步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像习主席在9月14日与欧盟领导人会谈中所强调的那样，中欧双方要共同努力，实现年内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完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拜登顺利入主白宫后，我觉得重启中美之间的投资协定谈判也应该作为我们的工作重点，这是中国更进一步深度参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重要举措。如果我们在服务业，特别在投资领域继续加大开放，对于中国真正成为所谓“全球化的重要推手”方面，能够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当然，我觉得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这也是我们参与RCEP的原因。并且，习主席也进一步强调，我们对CPTPP也是持非常开放和积极的态度。我认为两者是相互补充的。

2020年是个特殊年份。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加复杂，正在深刻影响到世界政治议程。正如2020“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主题“大变局、大考验、大合作”所揭示的那样，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当今世界或许正处在历史性转型的重要时期。

中国媒体、学界和官方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差不多有20年了。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现在，差不多形成共识的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战争特别是外敌入侵等暴力冲突形式存在的威胁不同，具有明显的非军事性和弱政治性两大本质属性。相比于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五大特点：多维性、突然性、跨国性、联动共振和可防可控。

但是，我们发现，多年来，国际社会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总体上是不尽如人意的。尤其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除了中国，几乎是全球沦陷。这种情况刺激我们思考，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实施全球治理，是有条件的。经粗略思考，发现至少有五大必要条件，包括以多边主义为引导，以大国责任担当为支柱，以国际合作平台为基础，以高效体制机制为保障，以科学创新为支撑。国际社会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事倍功半，可能就是条件还不具备。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乃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百年不遇之大灾难。辩证地看，这既是灾难，也是考验，更是机遇。它凸显了强化非传统安全威胁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正如卡尔·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一旦社会上有了那么一种需要，就拿出比十所大学更强的研究水平把科学推向前进。

回顾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我们注意到，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维也纳会议到二次大战后的旧金山会议，国际体系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粗糙简陋到逐步完善的过程，都是围绕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即防止战争、维护和平而展开的。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就是战后国际体系的基础。

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峻，我们发现现存国际体系有些过时了，不适应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增多的新形势。

今天，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我们要有当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创立联合国的气魄和决心，以非传统安全威胁治理为杠杆，推动国际体系的改革完善。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坚持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单边主义；二是坚持运用综合治理的思想方法，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葫芦浮起瓢；三是推进区域治理模式的完善，总结上合组织等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四是改革完善联合国多边体制机制，包括拓宽安理会职责范围、强化各专门机构横向联系协调、创设更科学的权责机制；五是强化非传统安全威胁治理的科学支撑，包括对威胁源头和成因进行科学监控、按照科学规律办事，以科学的精神和态度治理非传统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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