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唱衰中国互联网企业

2020年0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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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环球网)

 

美国彭博社(Bloomberg)8月9日发表文章称,中国在国内已投入数十亿美元,支持从芯片到电动汽车等优先发展的行业,以促进相关行业的自给自足并力图成为技术强国。有观点认为,西方国家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国政府便会加大力度支持国家主导的发展计划,并激发科技领域企业家们的民族主义热情,从而加速中国技术进步。但该想法忽略了一点,任何一个试图跻身富裕国家行列的新兴经济体,本土企业都必须在海外竞争中赢得胜利。韩国与马来西亚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如果中国公司无法进入全球市场,中国将承受巨大损失。

 

诚然,中国国内市场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可以靠自身维持国内大型科技企业的发展,这是较小的经济体无法做到的。但美国仍保持对全球经济的统治地位,世界仍在由美国的操作系统和芯片驱动的电子设备上“运行”。如果中国企业被排除在主要国际市场之外,中国可能无法跻身世界一等技术强国,无法为世界其他地区设定标准。更糟糕的是,中国可能陷入自己的“加拉帕戈斯综合症”[1],就像日本著名的“孤岛式手机产业”,其产品纯本地化,无法在世界其他地方生存。中国的互联网科技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技术岛”,中国人使用本土研发的芯片、操作系统和智能手机,而世界上大多数消费者用的是另外一套。届时,中国企业技术上虽然自给自足,但由于无法购买国外更尖端的零部件,将慢慢与外部脱节,逐渐失去竞争力;同时,由于缺少海外市场,中国企业还将面临更加沉重的研发成本。真正的全球企业可以在全球分摊研发成本,中国企业如果缺少国际市场,就无法负担创新成本以赶超其他竞争对手。最后,中国很可能会远落后于美国和欧洲的技术水平。

 

美国《福布斯》杂志(Forbes)网站8月9日刊载评论文章称,面对美国对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封杀令”,中国互联网企业必须正确面对整个行业三方面的趋势。首先,除了限制硬件技术外,华盛顿还将扩大供应链的武器化范围,将数据流和应用程序列入其中;其次,市场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基于意识形态的极化现象;第三,受前两个趋势影响,将产生大量的企业改组、重组和战略脱钩,如果没有其他安全选择,“脱钩”可能会变成唯一途径。

 

(图片来源:环球网)

 

太和微评

 

互联网是中美竞争的主阵地之一。美媒唱衰中国互联网企业,其目的是打击全球对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信心,迫使我国放弃至少是部分放弃与美国在该领域的竞争。不难看出,这些唱衰的分析充斥着傲慢偏见和双重标准。比如,声称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对全球网络安全带来重大风险,可为什么在数据收集、存储领域占绝对垄断地位且劣迹斑斑的美国企业却值得信任?声称中国采取国家力量支持本土互联网企业就会扼杀产业良性发展,可为什么美国动用国家意志干预产业竞争就不会损害其长期竞争力呢?声称中国互联网产品因被中国政府当作“扩张工具”而必然导致其在全球市场的失败,可为什么充当美国霸权载体的美国互联网产品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呢?决定市场竞争结果的究竟是公司治理、技术创新和营销能力,还是被刻意打上的意识形态标签?

 

此类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政府发动对华科技战的真实意图,就是要把全球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商业竞争扭曲为政治话题,上升为国家意志,进而变成地缘争霸的又一处战场。对于中国互联网行业来说,正常的产业竞争正在被迫演变为民族问题,要想打破美国的疯狂“围剿”,顽强生存下来并获得最终胜利,就必须加大开放力度。一是对外开放。对企业来说,中国的市场规模是一个很大优势,但要避免陷入“加拉帕戈斯综合症”的孤立进化状态,要通过不断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从新技术研发、新商业模式拓展等方面获取动力。政府要放管结合,放活不放任、管好不管死,不断优化有利于促进企业自主可控技术进步和产品国际化的政策环境,修订完善相关法规,出台具体举措帮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空间,创新运营架构和监管办法,以适应不同生态环境。二是要对内开放。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团结是应对美国全面“围剿”的重要路径。美国持续用法律禁令迫使美国企业与中国“脱钩”,中国企业只有团结起来,彼此相互开放,才能利用全球产业链的双向传导、技术与市场的相互作用来影响美国合作方,并在减少正面压力的同时,撬动上下游非美国企业参与,从而谋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政府部门要转变服务方式,在知识产权、资金、人才等领域更好地发挥联络、协调和服务功能,实现要素市场的优化配置,以我国的制度优势激发国内企业相互开放、合作共享的群体效应。

 

除了强化对外、对内开放以抗衡美国的“围剿”外,中国互联网企业还应“跳出美国应对美国”。要利用互联网行业自由开放的本质特征,巩固拓展与欧洲国家和日韩等国的合作,弥补我国企业在该领域的技术和商业运作短板。同时,还可以对非洲、拉美、东南亚等互联网欠发达地区开展带有援助性的合作,培育对华友好的新市场。

 

注释:

[1]指在孤立的环境下,独自进行“最适化”,而丧失和区域外的互换性,面对来自外部(外国)适应性和生存能力高(低价格)的品种(制品、技术),最终陷入被淘汰的危险。日本的手机产业是代表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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