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效应”与平衡点：中美经贸战的启示

2019年02月27日

本文作者：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崔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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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中美经贸问题谈判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驱散了经贸战的阴霾，为深受不确定性所困的中美及全球经济注入了一份利好的强大确定性。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崔立如认为，这一突破性进展为观察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两点重要启示。

启示一：“太大而不能倒”已成为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的重要属性。

 

中美经贸摩擦突起，是进入过渡时期的中美关系两大方面问题发展的结果。首先，在双边经贸关系上，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历史性原因造成的不平衡问题，因美国的政治演变而使双方的分歧和摩擦急剧升级，面临摊牌的形势。其次，在战略层面，因两伊战争和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和国际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并将崛起势头日盛的中国确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采取前所未有的举措加以防范和制约。这两点也是特朗普政府悍然祭起对华经贸打压大旗的一个大背景。

 

在特朗普政府发难的背后，存在着两派政策主张及不尽相同的战略目标。一是，特朗普本人所在意的相对单纯的经贸目标，即兑现他2016年竞选时的主要承诺，在最短时间内消除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同时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在贸易政策和市场开放上的所谓“不对等”的“结构性”问题。二是，美右翼保守势力和对华战略遏制派（特朗普政府内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经济顾问纳瓦罗、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和国务卿蓬佩奥）所图谋的更宏大的目标，那就是要将美国对华经贸关系作为强大的战略手段，对中国进行冷战式的遏制，其公开的说法叫做“脱钩”政策（disengagement or decoupling）。

 

自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正式对华发出关税战最后通牒以来，中美双方展开了谈谈打打、再谈再打的激烈博弈。期间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去年5月之后纳瓦罗和莱特希泽的“脱钩”论调甚嚣尘上，美方政策取向一度从特朗普的经贸目标转向右翼保守派的战略目标。中美经贸谈判因此几乎陷入绝境。普遍的悲观情绪不但给中美双方的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重大负面影响，也给全球经济前景蒙上浓重的阴影。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更使特朗普认识到，中美经贸对抗是把双刃剑，对于已和中国经济形成深度利益捆绑的美国经济的伤害亦非同小可。随后我们看到中美两国领导人在阿根廷再度会晤，达成共同努力通过对话寻求解决方案的共识，双方再次回到经贸谈判的正常轨道，“脱钩”之说也随之悄然退场。

 

2018年中美两国的GDP已分别超过13万亿美元和20万亿美元，两者相加接近全球GDP（约84万亿美元）的40%；中美两国的货物贸易超过6300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400亿美元，结构上的互补性依然明显。无论是在双边关系上的互惠性，还是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带动作用，中美经贸关系都已然形成了一种“太大而不能倒”的“超大效应”。与此同时，这种“超大效应”在全球化时代也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属性。一场历史性的贸易战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体验到中美新关系结构的这一重要现实。

 

（图片来源：环球网）

启示二：过渡时期中美关系的演进，就是在处理战略竞争与“超大效应”之间寻求平衡点。

 

中美经贸关系的“超大效应”是建立在相互依存的内在机理上的，然而新关系格局下的相互依存与旧关系格局下的相互依存有着重要的区别，这就是中美之间突起的战略竞争的介入。这一变化正反映了过渡时期中美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战略竞争成为主导复杂关系的一面。特朗普的对华经贸目标是要将战略竞争的介入放在某种模糊而又可以灵活运作的位置上，以使美国能获得经贸上的最大好处；而右翼保守势力则企图用战略竞争的介入来切割中美经贸关系，其目标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如果右翼保守势力的政策主张得逞，中美关系将很可能滑向一场新的冷战，而这或许正是他们的目标所在。然而形势比人强，务实主义显示了更为强大的力量。中美两国的决策者在这一轮博弈中，经历险境之后找到了处理战略竞争和“超大效应”的平衡点，避免了双输的结局。

 

在此还要指出的是，这次中美经贸谈判取得突破经历了一个互动的过程，也是双方决策者在博弈中为寻求平衡点做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新关系格局下，战略竞争已上升为中美关系的主导面，这源自美国将崛起的中国视为唯一同等级的全方位对手。对中国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包含着发挥更大能动性的机遇。而把挑战变成机遇，关键不在于敢示强还是能示弱，而在善于审时度势、进退有据，这要求对宏观形势把握和微观局面的处理都具有相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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