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中美关系进入过渡期，竞争的一面日益凸显。近期，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崔立如先生接受环球时报（英文版）专访，对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教授所著《修昔底德陷阱》一书中的部分观点进行了评论，并就中美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发表了个人观点。现将崔立如先生专访主要内容整理发布如下，以飨读者。
埃里森教授写作《修昔底德陷阱》的用意不在于中美之间必然会走向对抗，他只是用历史上的例子类比，归纳出历史上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规律，认为中美再次处在可能发生对抗的关系演变中。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速度加快。特别是近一二十年，中国的崛起已经成势，并成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同时，美国作为二战以后主导国际秩序的头号大国，由于金融危机和两场战争，在一些方面出现了衰落的迹象。这一上一下，形成了所谓的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一个态势，于是就有了修昔底德陷阱这样一个类比的提出。
埃里森教授认为中美关系从长远看是下滑的，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三四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多次起伏，其中多是在大的历史节点和历史事件影响下发生的。但是近期的下滑和以往的起伏不同，其背景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力量和以往相比已经大不一样了，美国人担心中国对其地位构成挑战，不愿意分享其领导权。
现在的中美之争焦点在亚洲，美国人担心中国把美国挤出亚洲，动摇美国原来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地位，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它的同盟体系。这里有两方面：一是中国影响力大了、吸引力大了、亲和力大了，会动摇美国的地位；二是因中国实力强大，美国的同盟国在与中国的纠纷中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主张，这也会动摇美国的同盟体系。
但是不一样的情况是，历史上没有两个大国，或者说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曾发展成像中美之间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形态。所以，修昔底德陷阱的提法有契合当前形势的一方面，但同时也遇到了和历史不一样的形势变化。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也许会顺着修昔底德陷阱的轨道走下去，但也有可能转换成另一个轨道走下去。
正是因为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才提出要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其核心思想是合作共赢，但是合作共赢的理念并不能自动解决现实问题。中国后来又提出合作共赢思想是建立在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之上的，但问题是，目前还没有拿出一个路径或实操办法来解决两国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分歧。
我们讲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但核心利益的标准是什么，双方的核心利益发生冲突时又该怎么办？
比如南海问题，美国把南海问题的凸显作为中美之间重要利益冲突的一个标志。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申张的是历史性权利，其涉及主权和领土问题。中国在历史性权利的说法上，包括对九段线的确切含义，还没有提出一个在操作意义上更为具体明确的界定。因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相关方之间复杂的现实关系，现在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是有困难的，也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逐步解决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利益。
这些年，南海问题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各方利益、各方对岛屿控制犬牙交错的状况，所以现在解决这个问题难度极大。随着中国实力日益增强，美国认为南海问题所引起的紧张触及到了它在这个地区的权力和利益，包括美国在军事上的统治地位、国际航道畅通无阻的保证，以及美国在该地区同盟体系的稳固。对美国来说，维护战后建立的以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维护其国家和全球利益是绑在一起的。这也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能不能有一个共同标准来定义核心利益？中国没有提出这样的标准，一方面是因为现时很难提出这样的标准，另一方面，即便提出来了也很难取得共识。要解决这些问题，传统上的方法是谈判，当谈判解决不了时，要么搁置起来，慢慢寻求解决的途径，要么使用武力。历史上很多问题就是靠武力解决的，谁的实力强，谁的拳头大，谁就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最后迫使对方屈服。美国比任何国家都崇尚实力政治，保持实力上的绝对优势是美国外交的基础。二战后，美国对于国际秩序的基本理念就是建立在其拥有绝对优势实力基础之上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构建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以规避修昔底德陷阱呢？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是很好的，但应如何建立？其实，建设新型关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需要相关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共同探讨。
一部分美国人说中国骗了他们，因为他们希望中国的发展方向符合美国的期望，可中国并没有。中国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逐步和国际经济体系融合，而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是由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中美关系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美国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目标和战略重点，之前，美国的发展目标和中国的虽然不是完全契合，但是不冲突，美国在对华经贸关系的发展中得到了很大好处。比如美国资本有了新的投资市场，资本是逐利的，美国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利润；美国的消费者几十年来享用了中国提供的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帮助他们将通货膨胀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美国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能得到充足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且价格便宜，其中中国做出了极大贡献；美国经济是信贷经济，美国人今天花明天、后天的钱，中美之间的金融关系为美国经济做出了贡献，所以才会出现所谓的“Chinamerica”这个词，因为中国现在持有美国一万多亿的债券，是美国最大的债主。这些促使中美形成了互补支持的关系形态。中美关系发展到现在，从原来的相互隔离，到相互交往，再到利益捆绑，现在已经是利益互相嵌入，这种关系不是轻易就能分开的。
现在一些美国人说这种关系把中国养大了，说这个大家伙不是我们原来想要的，由此说中国骗了他们。中国从来没有许诺一定要按照美国期待和设想的方向发展，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何来欺骗？其实，那些美国人对中国的预期目标没有实现，还是应该问问自己，设置这个目标到底有没有问题。
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互利的，互利的关系帮助中国发展起来，这是事实。现在一些美国人认为这些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但这并不是因为中美关系本身，而是因为美方不同利益群体在全球化过程中，有的获得大利成为赢家，有的没有得到好处，还有的利益受到侵害成为输家。在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内部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分配出现严重失衡，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及之后的经济衰退，是这种失衡所产生的矛盾激化。这是2008年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上台的大背景，也是2016年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胜选背后的根本原因。
现在美国人需要在外部找一只替罪羊，于是便找到了中国。就像中美经贸关系一样，中国作为替罪羊的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比如中国每年贸易大量顺差，美国贸易赤字造成就业机会减少，这是美国简单化的结论。对于很多不明内里的人来说，听起来很有道理，但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一种资源重新配置后的转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体量大、制造能力强，这也是很多经济学家认同的。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入世谈判时，按世贸组织规定，在某些方面可以享受一些宽限，这是当时双方都认可的。但是中国入世后经济发展速度超乎想象，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这个宽限已经不适用于中国了，但中国坚持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美国不接受，这成为双方贸易摩擦的基本原因。中国人承认贸易逆差是个问题，但有其基本的结构性原因，解决需要过程，需要时间。现在特朗普要立马改变，一部分美国人要利用这个问题达到政治目的，于是便造成了当前中美贸易关系的紧张状态。
埃里森教授建议把中美定义为对手型合作关系，这一提法是想表达中美之间的竞争带有对立性，但同时还有需要合作的一面。而对立的这一面其实含有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这是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现状。同时大家还是希望维持合作，避免走向对抗，所以埃里森提出“对手型”合作的说法。但是“对手型”这个词具有一定负面意义，所以应该采取一种更为恰当的说法。
之前有一个词——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被广泛提及，这个词具有相对较强的正面性。中美之间有共同利益，双方无论是向好还是向坏都会影响彼此，因此，利益攸关方能够较为妥当地表述中美这种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交织的关系。现在中美关系转向以竞争为主导，由此也可以说整个趋势是下滑的，而且现在还说不清会下滑到什么地步。
中国正是为避免这个趋势持续下去，才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即便美国不接，中国也会坚持。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引用过往的观念来解读当今的中美关系，不能以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会走向对抗的思路来看待中美关系。但对于中美最后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新型关系，两国能否通过积极的互动为新型大国关系充实建设性的内容和内涵，现在还存在相当多的不确定性，而这也是中美关系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我们应该承认，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已经转向一种不同以往、以竞争为主导的大国关系。新型关系的含义是要以合作为主导，但这需要相当长时期的建构过程，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首先，也就是当前，中美需要对日益凸显的竞争进行管控，确保竞争不要发展到太糟糕或失控的程度，与此同时，也要积累向积极方向转变的建构力量。我认为，我们要面对现实的竞争态势，更要对长远前景抱有积极的态度。通常建构是通过合作来达成，但有时候也能够通过倒逼的方式实现，因为对抗的后果太严重，双方都不能接受，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这种倒逼的机制也会促成中美之间产生建构因素。两个超级体量国家之间的“大关系”具有一种倒逼的内在要求——“It’s too big to fail”，所以必须“和平共处”。
中美关系太大了，这么大的关系，如果真的一直下滑，走向对抗，两国、地区、全球都会受到极其严重的影响，这显然不符合各方利益。但是要真正走向积极的共同建构，需要双方观念的转变，即从倒逼到主动。美国需要从不愿意分享领导权，到愿意分享；中国则需要以历史演变的观点看待当今的现实，美国现在的地位是历史造就的，它的改变需要一个历史过程，而这个过程只能是以社会演进的方式来实现。
中国的任务是在实力变化过程中应对和处理好各种挑战和问题，最终实现和平崛起，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而处理好中美关系，是这一过程中不能回避的一个挑战。中美要努力管控好竞争带来的风险，避免走向美苏冷战式的对抗。历史的演变过程是物质和观念的交替改变，等到相关国家的力量和观念发生改变，并且认识到改变的国际秩序更符合各自长远利益时，新的秩序也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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