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太和智库举行中德人文交流研讨会。德国华人教授学会理事会一行四人到访智库并参加座谈，四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知名华人教授从人工智能、医学、文明驱动、中德互信等角度，分享了有关中德交流合作的案例和观点。现将部分内容在智库平台发布，以飨读者。
辜学武：我认为，现阶段的中德、中欧交流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双方的交流合作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对于有目共睹的成绩，无需赘述。今天，我们探讨的应该是如何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那首先就是要客观地分析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挑战。一是深陷危机的欧洲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大不如前。当前，几大危机（如难民危机、脱欧危机、恐怖主义危机、金融危机）同时出现，欧洲发展面临诸多难解之题。而中国在自身综合实力快速上升的同时，越来越多地看到欧洲的迟滞和纠结，许多方面也确实已经领先或超过欧洲。过去，中国学生、学者、企业家到欧洲多是学习各领域的先进技术，但今天更多的是合作、投资。在中国人心中，欧洲是否已经落后，是否还值得尊敬，是否还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二是欧洲仍未适应中国地位和角色的变化。欧洲一直以来有较强的优越感。这其实很容易理解，比如衰落后的大英帝国，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放弃大不列颠的思想和荣光。随着中国走向强大，美国人、欧洲人在心理上的转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同时，尽管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政治稳定、人民幸福安康，但这个与西方体制完全不同的国家，能够在过去几十年里既维持经济高速发展又保持社会稳定，其中诀窍在哪里？这在西方仍是讨论的禁区。
太和：“智者求同”的前提就是看到不同、接受不同。习主席曾引用《礼记·中庸》里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来描述中欧两大文明之间的关系。我们相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句话都是适用的。近年来，中国发展非常快，但很多领域仍在不断探索和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坚持“四个自信”，也正因此，才拥有真正的“学习自信”——中国人相信自己的辨别能力、学习能力、应用能力，相信自己能从不同的文明中吸取精华。人类发展到现在，有很多文明版本，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一个版本，美国文明是一个版本，欧洲文明特别是德意志文明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版本。而且，我们看到德意志文明在不断发展和进步。
改革开放的40年里，中国对外界一直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这是根植于中华文化里的谦逊态度。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必须承认的是，当前社会中有不同程度的浮躁情绪。与此同时，欧洲也有着自己的困惑和情绪上的敏感。鉴此，这个时期的交流合作有挑战，但重要性也愈发凸显。中德、中欧在外交的顶层设计上已经确立了非常明确的合作共赢的框架，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更好地找到深入发展的契合点，如何更好地推进文化、科技、教育、商贸等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
孟立秋：“学习自信”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很重要，它使我们能够更为客观地看待不同文明的特点。在德国工作生活几十年，我切实感受到，即使是在西方社会内部，德国文化依然显得特点鲜明。
一是哲学思辨。德国是一个爱思考且人文批判精神很强的国家，至今哲学家辈出。过去几十年里，基于科技发展的需要，我们派往德国的理工科人才居多，而人文研究人才偏少。作为理工科出身的人，我走向大学领导岗位后才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对德意志的历史、文化理解尚浅，只能拼命地补课。许多从事战略研究的德国人也有这样一种深刻体会，希望中国人多派出一些人文研究的人才，能在德国完成系统正规的基础学业，比如哲学专业的博士。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中国人真正理解德国。二是自我反思。二战后，德国反思历史事件的能力非常值得尊敬。这也是它与欧洲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同时，要感谢法国和英国推动了德国人进行反思，戴高乐首先向战败的德国伸出了手，邀请德国共同建设欧洲；丘吉尔也说，欧洲不能缺了德国。三是国际责任。德国不仅是欧洲的经济龙头，还主动肩负着重大的道德责任。比如，德国政府要求许多大型跨国企业放弃无限扩张的自然意愿，把民族自尊心返还给那些东欧国家，让它们也能重新崛起。这其实与我们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有契合，德国是首先推动建设欧洲命运共同体，还世界一片地区的和平。当然，德国在难民问题上的表现也源于此。四是社会包容。政府的政策是一方面，德国老百姓的理解和配合显得更为重要。举两个例子，一个德国女大学生被17岁的难民杀死后，她的父亲在葬礼讣告中说：今天的葬礼请不要带花，而是捐些钱给难民，他杀死我女儿就是因为没有受到好的教育。这位父亲的态度给整个社会带来非常强大的影响和感化力量。2016年，柏林遭遇货车冲入圣诞集市的恐怖袭击，民众心理上非常恐惧。这个时候，许多媒体第一时间自发地通过广告等形式传递力量，鼓励在最黑暗的时候焕发人心，不能以恨制恨。在信息化的时代，媒体的良心和包容度就代表社会的整体状况，当然也对社会产生强大影响。
孟立秋：德国文化的特点同样体现在它的产业发展过程中。2011年，德国提出了“工业4.0”方案；几乎同一时期，美国提出大数据战略。两个地区截然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人文风貌，决定了不同的发展路径。美国的情况大家可能了解得更多些，在此简要介绍下德国“工业4.0”中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是注重教育。德国的“工业4.0”实际上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发展方案，政府和大型研究机构、跨国企业联手铺设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包括云计算平台等），从而让德国的中小企业可以直接搭车，避免重复开发。目前，政府正在强化对中小企业的领导者进行教育。德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专门的学校，入学者是中小企业主，特别是“隐形冠军”的企业主。因为政府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小企业主认可数字化对企业发展的作用，而多数从心底里还有些抵触。有很多百年老店觉得自己经营得挺好无需改变；但政府觉得现在不改变，未来就会面临被淘汰的结局，而中小企业是国家发展的支柱。
二是注重顶层设计和规范。德国人比较保守，做事时，一般是先制定规范、再放开发展；美国则是先放开，让所有的创新力量都可以发挥释放。当然，两者各有利弊。但正是因为顶层设计比较严谨，德国较少出现数据被误用或滥用的情况，最近许多大的互联网公司纷纷因此而将数据服务中心搬至德国。通过将德美进行比较，对中国有一定借鉴意义，即面对大数据和AI，应该采取何种更适合中国特色的态度和方案。中国现在发展特别快，用户诉求的差别也非常大。在信息伦理和人工智能伦理的研究方面，中德有很多合作机会，即如何既利用好大数据又不侵犯隐私，更符合人类对未来社会的预期。另一个角度，德国人一直特别注重研究和制定各新兴领域里的国际规范，比如数据共享、隐私保护相关的细则。因为他们深知，谁掌握了规则制定权和发言权，谁就有可能主导行业的发展。
太和：各位都是中德交流中身体力行的参与者，也做出了卓越贡献。近年来，中德科技合作中有哪些需要关注的新变化和新问题？
陆蒙吉：过去30年，中德在科技方面的合作非常成功。因为专业原因，我对医学领域有更切身的体会。从80年代初最简单的交流，比如中国学生去德国学习，中国的学校引进德国的教材等，到今天越来越多的联合攻关、专业协会之间的合作等等。三十年里，中德之间建立了很多的师生关系，也成为过去合作中很重要的纽带。但最近几年，情况在发生变化。好的方面是，我们中方人员的研究水平大幅提高，中德合作也因此更为优化。另一方面，国内开始建立并规范自己的研究体系，特别是量化的体系。但当前中国科研领域的量化体系与德国的评估体系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成为目前中德医学乃至整个科技合作领域中的最大障碍。中国的评估体系更加注重指标、成绩，德国则是更加重视内容。目前在很多的项目中，都出现了因此而产生的矛盾。
孟立秋：评价体系差异也直接影响到人才的交流和培养。坦率地说，国内的许多高校，论文发表等各项指标压力实在太大。在引进和招聘人才时，同样如此，过于看重指标数据。而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更注重研究者的特色和潜力。评价和衡量时更关注和侧重其自身的成长，而非互相竞争拼输赢。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如何能更好地调动其创新能力。国内许多中青年学者在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却被指标压榨掉研究的兴趣和创新的动力，实在可惜。
太和：未来中德、中欧交流合作的大棋局中，与其他国家的经验做法相比，中国有哪些重要的着力点？
张建伟：中德乃至中欧合作，包括“工业4.0”、人工智能等各领域的合作，双方政府都有很强的意愿和决心。但同时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源主动帮助政府，共同塑造未来合作的方向和模式，比如今天这样的交流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具体实施方面，需要更多一线的科研转化和产业化方面的实践，通过项目培养一批真正对中德文化和科技合作都精通的年轻人来承担未来的工作。比如，可以探讨用基金的方式将双方技术、市场、企业、人才等资源结合起来，更便捷地开展实质性合作。
孟立秋：人才无疑是双方交流的关键。而智库本身就是一个汇聚人才的平台，可以在中欧之间、在政府与民间搭建桥梁。简单介绍一下“扶轮国际”(Rotary International)的例子：这个智库最早发源于美国，到现在已有约一百年的历史。它已经蔓延到欧洲所有的国家，仅在慕尼黑就有二十多个支部。每一个支部都类似一个俱乐部，一般有50个左右的成员。在提名进入智库时，不限年龄和性别，唯一的要求是不得有超过两个成员来自同一个行业。与太和智库相似的是，他们也有慈善部分，主要是知识投资，包括给学校捐赠图书、提供一些天赋儿童奖学金等。我们可以多研究一下欧美在智库建设中的经验做法，它们确实有比较长的历史，也已经在社会层面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德国总理默克尔就经常参加类似的座谈，将科学家、企业家、政府官员聚在一起，不限题目，她就是倾听和提问。
太和：在中国“走出去”的过程中，文化“走出去”一直是挑战较多的领域，这其中既涉及政治敏感度、社会接受度，又涉及民族和文化偏好等许多方面，方式方法的把握、拿捏十分讲究。各位都经受过较长时间中西文化的浸染，对其中的碰撞、界限肯定有很深的感受，对于未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何好建议？
辜学武：近些年，中国的文化产业在非洲发展得比较好，比如一些热门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在非洲都是黄金时段播出，也很受欢迎。我认为，文化不一定要政府强力来推，因为容易引发对方的质疑，担忧有各种隐性的目的。政府更多地可以采取幕后的方式，比如信托基金等。文化产业以私人资本的形式出去，会更加海阔天空、更少束缚，千万不要让对方感觉咱们是在刻意地做宣传。
而文化影响的重点则应该放在青少年身上，就是邓小平同志说的“从娃娃抓起”。花大钱办大事，但是花很多精心设计的小钱也能办大事。在中德文化交流中，可以多考虑那些看上去不怎么宏大的项目。比如，培养青少年甚至幼儿园小朋友们对中国的好感，让他们从小就有这样的情结。类似这种很小、很细致的交流项目，做起来很累，但是多年之后，效果绝对会显现出来。今天5岁、10岁的小孩子，十年之后就是年轻人，再过十年、二十年，就是社会各个岗位的主力。改变成年人的观念非常难，因为没法改变他那些早已定型的成长经历。所以，重点从青少年着手，加强人文交流，是一个突出方向。
陆蒙吉：“从娃娃抓起”，更确切的说是从年轻人抓起，从学生抓起。比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的高校应该更多地提供奖学金，寻找那些最优秀的外国学生，因为他们未来都是那个国家的栋梁之才。这应该是长期政策而非短期行为。培养国外的优秀人才，必须关怀他们的成长，不是光给钱那么简单，还要让他感受到荣誉，感受到激励。院校和智库应作为其中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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